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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编辑过程中的审读
作者： 来源：新疆教育出版社 发布时间：2010年05月12日 点击数：
审读通常要由三个审次（初审、复审、决审或终审）来进行，这就是“三审制”。它是编辑部最重要的工作制度。
审读前要做好相应的准备工作，主要是：1）检查书稿，尤其要注意附件包括序、跋、目录、索引、插图等；2）调阅书稿的全部档案（来往信件、写作计划及其研讨记录等），了解书稿的写作过程；3）集中有关参考文献、资料和工具书，并作粗略的了解。准备工作做好了，审读工作就能遵循合理的方向进行，避免走弯路。
审读工作的基本内容是：核对资料和引文，对内容、结构和文字作全面分析，最后在这二者基础上对书稿作出全面评价。
核对资料和引文
这是审读工作的第一步，也是全部审读工作的基础。它常常由助理编辑或者见习编辑担任，但是不能低估这个工作的重要性，责任编辑应当关心、帮助并指导这项工作。
可以根据哪些参考资料来核对？主要从两个方面获得它的线索：一方面是依靠作者提供的情况，作者在拟订写作计划时应当同时告知主要资料来源，在交稿时更应作进一步说明；另一方面是从选题确定时起，编辑应当有意识地关心和了解有关资料的简况。关心国内外出版情况，掌握学术界研究动态，是做好核对资料工作的重要前提。
核对资料工作主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鉴别材料的拥有情况，一是判断材料的运用情况。鉴别书稿材料的拥有情况可以有三项指标：准确程度，即引用上或书写上有无错误；有效程度，因为材料也有新陈代谢；丰富程度，即与客观上的材料相比给出它的利用程度。
一般图书都是“史”与“论”相结合的，即是材料与观点相结合相统一的。因此，材料与观点的衔接和匹配，应当是一般图书的共同要求。有观点而无材料，就会显得言之无物，空洞虚无；有材料而无观点，又可能只是现象罗列。当然，更不应有材料与观点之间的矛盾和冲突。
书稿篇幅大，参考资料面广，核对工作的做法和要求应当因稿而异。比如，以“论”为主的书稿，核对资料的工作量相对较少，可以尽可能逐一核对。对于以材料为主的书稿，往往难以一一核对，就应当有所选择，至少在开始时要有选择、有重点地进行。什么是可供选择的重点呢？它应是书稿材料的基本和主要的部分。所谓基本的部分，可以是书稿重要观点、重要特点的依据和基础。比如一本中国自然地理，它的新贡献可能在于其自然地理区划的独创性，其他材料则可能属于一般性的，比较次要的；一本中国历史，它的新贡献可能在于中国社会历史的分期，其他材料则可能属于一般性的，比较次要的。对这些重要方面的材料的核对，涉及到书稿质量的根本和全局，我们必须抓住不放。所谓主要的部分，可以是那些枝节性、派生性材料和论述的基础。这方面的主从关系无疑是十分多样、十分复杂的，但是书稿中的总论对于分论，综合对于分析，原因对于结果，一般表现为更具基本的性质，是可供选择的重点所在。我们提出对于一部分书稿可以有选择地重点核对资料，并不是为了限定核对资料的范围，更不是单纯为了减少核对资料的工作量，而是为了合理地使用总是有限的编辑力量，确保那些关键的、关系重大的核对工作能够高质量地进行。要求书稿的每个材料都要核查出它的确切出处，既是过于苛刻的，又是缺少实际意义的。在实际工作中，对于一些常见习闻的事实，依据编辑常识来判断，或者对于一些虽非常见习闻却无关宏旨的事实，由于有证据证明作者写作态度比较严谨，采取“相信作者”的态度而不予核对，也是很平常的。我们所以要核对书稿的材料，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出于对作者的不信任。我们对作者如果不信任，捧起书稿，如临大敌，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编辑工作恐怕就无从下手，无法进行了。但是，我们又不能盲目信任作者，须知智者千虑也难免一失，所以核对资料工作不可缺少。
关于书稿材料运用情况的判断，主要是要弄清是直接引用还是间接引用。某些调查、考察和实验的数据和情况，是可以广泛引用的。如果比较集中地引用，应当注明出处。叙述文字的引用则不同，一般应当避免直接地简单地搬用。如果整段、整节直接引用，又未经原作者同意，就将侵害他人的著作权。这种事例过去有过，现在也还有不少，应当密切注意。书稿中材料的运用情况，会反映出作者的写作态度和贡献大小，这是衡量书稿质量和出版价值的重要标准之一。核对资料工作的重要性，也就在于对书稿作了第一次筛选。
核对资料工作通常要在对书稿通读一遍以后进行，因为经过通读才可以确定核对工作的广度、深度和重点。编辑部主动组写的稿件，由于具有较大的出版可能性，核对资料工作可以循序而进。对于情况不明的自投稿，核对工作必须先通过“抽样调查”，再确定有无必要全面地核对。如果重点抽查中发现资料运用上有不可弥补的重大缺陷，一般就没有必要作全面核对，甚至也不必对内容和文字作过多的研究和分析，可以直接作出退稿处理的判断了。这样就可以大大缩短整个审读过程。
核对资料时还要注意保守党和国家的机密。公开发行的图书，不能引用内部文件、内部材料（包括不出口的地方报纸）或其他非正式出版物。有些材料是否可以公开，没有把握时应当记录下来，通过请示报告来解决。
引文也是需要仔细核对的。这指的是编辑部主动组写的书稿和经过通读认为值得进一步考虑的自投稿。引文有两类，一类是一般引文，包括古今中外的一般著述，一类是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作者所据的版本有时不一定是善本，核对时可以由作者提示的版本检索到善本的文字。经典著作的引文必须根据最可靠的和最新的版本核对。引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邓小平著作中的文字，凡已收入选集的应以最新版选集为准，选集未收的才可以按全集（全集未收的则按单行本）的文字校正。
核对引文时不仅要勘正文字、出处（版本、卷次、页码等），还应当注意所引是否必要、是否适宜。任何性质的书稿，都不能以引文来代替作者自己的叙述，否则就只能是对他人著作的汇编。
引用经典著作的文字，更要持严肃态度。经典著作中某些一般性的叙述，比如《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第一章第一节中关于我国地理情况的一般叙述，如果被作为中国地理知识来引用，就不大恰当。它并非毛主席自作，仅是经过他修改。马克思的著作，前期和后期之间有着继承和发展，引述时要加以注意。核对经典著作的引文，要逐字、逐句进行，标点符号这些细节也不应放过。引用者如果要在某些引文下加着重点，必须注明为引者所加，以示区别。还必须注意，马克思的著作中有恩格斯的增补，以及引有一般作家甚至论敌的文字，凡此种种，都要特别留意，以免张冠李戴，铸成大错。
对内容、结构和文字作全面分析
这是审读工作最重要的方面。从积极方面说，通过审读应当发现书稿的一切可取之处。从消极方面说，通过审读应当发现书稿的一切问题。这两方面的情况综合起来，就是衡量书稿出版价值的实际基础。但是，实际工作中，要完全做到这一点是困难的，有时也是不必要的。在审读阶段，我们着重注意和发现书稿的主要优点和缺点，只是在加工阶段，才对决定采用的书稿的文字，逐字逐句地琢磨和加工，消灭一切可能存在的错误和缺陷。所以审读工作也有一个抓重点的问题。一般来说，在审读阶段，要着重注意书稿在四个方面的情况，它们是书稿的政治性、系统性、确切性和科学性。
书稿的政治性是审读中必须注意的首要问题。即使是知识性的或科学性的作品，也是这样。它一般可以从三个方面入手。
第一个方面是书稿政治思想观点上的正确性和政治思想教育意义。书稿内容的政治思想观点正确，是最基本的要求。由于图书的门类不同，它们的具体要求又有所不同。一般说来，这方面的要求，社会科学作品要严于自然科学、技术科学作品，政治类作品又要严于一般社会科学作品，时事政治类作品又要严于一般政治类作品。从另一方面说，通俗性的、普及性的作品要严于学术性的作品，工具性的作品要严于通俗性、普及性的作品，教科书又要严于工具书。
政治思想观点正确的标准有两条：一条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一条是实践，但是归根到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一贯强调倡导的基本指导思想，它是完全正确的。我们在鉴别书稿的政治思想观点时，固然应当同马列主义创始人的具体教导相对照，但是不能以此为限，还应当从根本上以马列主义基本原理来衡量，而且明确地认识到坚持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和坚持实践检验的一致性。不要说是许多科学问题，就是许多社会问题，也是不能从马列主义创始人的著作中找到现成答案的。我们必须按照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来科学地正确地鉴别书稿的政治思想观点。
科学技术本身是没有阶级性的，科技类图书如果正确地反映了它的研究对象，并为实践所证实，应当说已经具有了基本的政治质量，在政治思想上是正确的。自然科学类图书，从客观上来说，其政治思想观点存在问题的可能性按理说比较不大，但是实际上有时并不如此。这是有些作者在写作时往往过分强调“联系实际”，如社会制度、政治、意识形态等上层建筑的作用，于是超出了本学科的范围而造成的。这就是说，自然科学类图书中的政治问题大量地是非自然科学的。还有，我们不应当任意把科学问题拔高为哲学问题，世界观问题，以至立场问题等等。这种做法，貌似原则性强，政治性强，实则离开了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
政治思想观点正确了，还要进一步看看政治思想方面的教育意义。社会主义的出版物应当在传播知识的同时，承担建设精神文明（道德、情操、觉悟等等）的任务，特别是中级和初级的读物。社会科学类图书是进行爱国主义、社会主义和国际主义教育的重要阵地，我们必须重视占领好这个阵地。这种教育作用应当通过学科本身的内容来体现，并不是都要写成思想修养读物。这就要求我们做一个建设精神文明的有心人，善于发现那些可能具有重大思想教育意义的素材，并善于从学科内容自身引申出思想教育的作用。那种以就事论事为名，行忽视思想教育之实的做法，对建设精神文明是不利的。
书稿政治性问题的第二个方面是倾向性问题。没有政治倾向性的作品几乎是不存在的。社会政治、社会历史类的图书有十分鲜明的政治立场。比如介绍国家、地区现实情况的书稿，它对自然的赞美和抱怨，对经济的夸耀和奚落，对风土人情的歌颂和暴露，往往也反映出对民族、对国家的褒贬。在这方面，明确提到赞扬什么、鞭挞什么，我们是容易判别的。困难之处在于全节、全章以至全稿的倾向性，比较不易发现，比较易被放过。西方作者写的亚、非、拉地理书，往往说当地自然条件如何严酷，原来怎样落后，他们管理以后又有什么样的发展，把很多科学的、技术的、经济的、社会的材料按照这类脉络组织起来，采取的方法也是所谓“让事实说话”。这说明，政治倾向性问题还会表现在对材料的取舍和详略上，以至在内容层次的逻辑结构上。还有，我国社会科学类、政治类的书稿，除了内容要有正确的政治倾向性外，还要考虑同我国当前社会的现实政治倾向性的关系，不能唱反调。
书稿内容政治性问题的第三个方面是必须符合党和国家的各项政策法令，这是各类书稿都要注意的大问题。
保密问题是一大难题，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并不是报刊公开发表过的就一概不保密了，其原因是图书把材料集中起来，系统化了。这方面最好的办法，是在拿不准时就送有关机关审查，丝毫马虎不得。
边界问题是另一大问题，不仅我国同邻国的边界要注意，每个大陆、每个洲都有不少国家间有边界问题。边界问题大量地存在于地图上，地图的审查和处理就十分紧要。地图出版社受外交部等委托，编有《业务通报》，专门反映这方面的情况和意见。我们除了按最新出版的地图核对外，应当勤查《业务通报》，完全凭记忆是不行的。碰到疑难问题时，为了慎重起见，最好送请外交部审查，虽然外交部不可能承担很大的审查工作量。我们在绘制地图时，首先要严格按照新版地图，为了做到这一点，对现行地图作一定的了解很有必要。比如，一切我国的全国地图（包括海南省全图）均须附南海诸岛，注意我国的陆界上哪些是已定界，哪些是未定界。界河上国界线的画法有国际惯例，即依次画在界河的两侧，至于哪一段画在我国境内，哪一段画在邻国境内，要严格按照新版地图的画法，因为会涉及界河中沙洲、岛屿的领属关系。南海诸岛周围的袋形未定界，画几段，分别画在什么地方，也不能有错。还有一类可以说是间接的边界问题，也要十分警觉。比如有一篇我国作者写的稿子，介绍、推荐日本新出版的一本地图集，它在资料上、制图学上都有特色，似乎纯属地图学、制图学的科学问题。但是后来把
原图一查，原来把钓鱼岛画在日本国界线内，这样的地图集，不论科学价值多大，我们是不能笼统地向我国读者推荐的。
对外政策、涉外问题也至关重要。我们一定要熟悉我国的对外政策，包括从根本的原则到具体的口径和分寸，不能自作主张。这方面的问题不是可以在图书上“争鸣”的。即使是中国革命的世界意义这样一般性的问题，外国人可以讲的并不是我国作者都可以津津乐道的。三个世界的理论，我国的世界战略考虑，应当本着建立反对霸权主义的最广泛的国际统一战线的总原则来处理。
其他政策如民族政策、宗教政策等等，也都要一一注意。
我们的作者本来大都是做学问的人，他们的心理状态是，我们是在做学问，搞学术研究，所以想怎样讲就可以怎样讲，实际上却是超出了他那个学科的范围，而进入现实政治的领域了。现实政治瞬息万变，即使你花了很大的力气在学术研究中谨慎地探讨某国科学和政治的关系，人家一政变、一改选，你的学术研究就可能是“明日黄花”。所以，一般来说，科学著作不必要联系现实政治。我们也不应当强求作者那样做。
书稿内容的系统性问题，是审读工作中要注意的第二个重要问题。我们说话，写文章，都要有一定的顺序、条理，所谓“顺理成章”，这就是系统性。封建时代把系统性绝对化、固定化、程式化，“启承转合”，演变成为“八股文”，这是我们所反对的。但是我们赞成并且提倡书稿必要的系统性。一本书，少则几万字，多则十几万、几十万字，不讲系统性是不行的。它有两个方面：形式上的系统性和内容上的系统性。形式上的系统性，或者文字上的系统性，主要是句子内部、句子之间，以至各段落间的系统性。这方面有很大部分属于语法、修辞的范围，要在编辑加工过程中一一处理。但是在审读过程中，对此要有一个基本的了解和估计。有些问题虽然也属于文字问题，但已涉及内容实质，审读时就必须注意。比如有的语句，孤立来看没有多大问题，结合上下文来读则显得不顺气，含有许多语病。它们比较多地表现为因果关系表达上有欠缺，比如因果脱漏（有因无果或有果无因），因果不明，因果混乱，因果重叠，等等。因果脱漏的发生，常常是由于在一个因果关系中插入其他有关事项的叙述，原有的因果关系被疏远，被相隔到了近乎脱漏的地步。因果不明常常是由于无主语句，省略主语不合汉语习惯，或者是由于代词的借代关系不明确（比如是借代上一句的某个插入成分）。因果混乱常常是由于复杂的互为因果的因果关系处理上缺乏条理，所谓“眉毛胡子一把抓”。因果重叠则常常是由于把复杂的因果关系不适当地简化为若干单一的因果关系，以致造成特称判断中出现一因数果或一果数因的自相矛盾。因果关系上出问题，常常同作者比较简单地处理和拼凑参考材料有关，即没有把各家的叙述有机地融合在一起。书稿中常出现的“拦路虎”，读到这里就卡住，所谓不堪卒读，就是这个缘故。
句子的长短也影响叙述上的系统性。在著作稿中，过于复杂的长句容易使叙述层次不清。过短的句子，除了某些诗作，又会使叙述显得松弛，使内容破碎零落。这些都要仔细体味和斟酌。适宜的句子结构还要根据书稿的不同性质。中级以上的读物可以适当包含一些较长的句子，初级读物应以较短的句型为宜，过长的在编辑加工时要把它分解开来。分段是否适宜也是一个重要问题。一个完整的意思表达完了，需要一个间歇，所以要断句。待到一层完整的意思表达完了，需要一个较大的间歇，才要分段。分段更要从上下文来考虑，究竟应当把哪些有密切相关的句子组合成一段，实际工作中，往往还要从整章整节的内容来考虑，即本章本节的内容大体有几大部分，每一部分各有几层意思，然后按照层次的范围考虑分段是否合宜。应当力求每个层次（即段落）内涵的“厚度”大体相当（不一定就是字数），不要畸轻畸重，厚此薄彼，以致一部书稿或一章中有相差悬殊的分段标准。断句适宜，分段合理，一篇文章或一部书稿，读起来就条理清楚，层次分明，从形式上保证了表达思想、传授知识的目的的实现。这方面的问题虽然要在编辑加工中具体全面地处理，但是它们已关系到内容本身。为了理清混乱的叙述的头绪，往往要用较多的时间琢磨，甚至要参考一些有关材料，所以不能全部放在编辑加工阶段来进行。何况书稿叙述的头绪还没有理清，审读工作的目的又怎能达到。
书稿的系统性，更重要的是内容的系统性。它和写作方法、写作技巧有关，没有一定的程式。但是，不论是何种写作方法，何种表现手法，都要力求自成一体。这就是我们要研究的书稿内容的系统性问题。
除文学创作外，其他图书就其写作方法来说可以大体分为两大类：研究性的读物和说明（描述）性的读物。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里说过：“在形式上，叙述方法必须与研究方法不同。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这点一旦做到，材料的生命一旦观念地反映出来，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就好像是一个先验的结构了。”看来，书稿的实际写作方法大体也是这样。说明性的、描述性的书稿（一般知识性的都可以算作这一类）的写作，可以说是特定对象的一种“先验的结构”，一种对于材料的“观念地反映”；而研究性书稿的写作，一般是在充分材料的基础上着重推导，也就是“分析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最后呈现它的某个结果和结论。文学作品中有倒叙、插叙以及所谓“意识流”等等手法，它们可以改变作品平铺直叙、千篇一律的状况，加强艺术的感染力。但是在一般图书中，不论是研究性的还是知识性的，这种打断、打乱事物及知识固有序列和体系的做法，有相当的局限性，只能在基本保持这种序列和体系的前提下适当地有限地运用。即使是科普性的知识读物，如果它要普及的知识是系统的，不是零碎的，是互相联系的，不是互相独立的，也不能完全例外。因为图书是一种教育手段，知识性图书的写作主要应当符合教育学的原则。有两个教育学原则是知识性图书写作上应当特别注意的，即（受教育者）可接受性原则和积极思维原则。可接受性原则限定了所传授的知识的起点和“厚度”（知识的广度和深度），限定了所传授的知识序列的每个环节的起点和“厚度”，而不同读者对于不同知识其可接受性又有所不同。我们应当讲求写作方法来适应这种可接受程度。积极思维原则要求书稿的叙述方法贵在激起读者思维活动的“共振”，而要排斥那些代为咀嚼的幼儿喂食法；要使知识循着阶梯“登堂入室”，而不是在知识的起点循环、徘徊。所以，从一定意义上说，书稿内容的体系，应当是一定的可接受性和积极思维的统一。在实际工作中，经常能够看到不能很好统一这两个原则的书稿。它们的内容或者缺乏逻辑性，使读者难于理解和接受；或者叙述扩展不开，一再重述一些基础和前提，泛泛的引出子犹如汪洋大海。一般知识读物或普及读物，则往往不能深入浅出，不是浅入浅出，就是深入深出。
书稿内容的系统性，最值得研究的也是最重要的是全稿的系统性。一般图书都由若干章节组成，各个章节在全稿的逻辑系统中都居一定地位。这种逻辑系统是否合理，往往不能一眼就看出来。有时，一章一节的结构，从该章该节来看是合理的，在更广的范围内以至全稿来看，却未必完全合理。我们在审读书稿时，要提倡做审读摘记，逐一记录每段、每个层次以至每节、每章的主题和体裁。它们是远比写作计划具体和充实的全稿的脉络，可以成为研究全稿内容系统性的重要依据。即使不作摘记，只对每段或数段依次注明所讲内容，类似一系列的小标题，也使我们在脑海中容易形成全稿的概貌、格局，它“造型”上有无问题，何处需作修剪，何处需加衬托，何处应当调整，就不难涌现在我们的眼帘。
全稿内容的系统性问题，较常发生的有章节之间衔接不佳（脱节或交叉），全稿或某部分内容轻重失当、倒置或不鲜明，各篇章层次不合理，分述没有必要的基础或出发点，展开后又未适当地收拢来。凡此种种，都影响全稿上下贯通，前呼后应，不能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各个学科的知识都固有一定的序列，这个问题就更多地要从科学性的角度来研究了。
书稿内容必须可靠、准确，这就是书稿内容的确切性，它是审读工作中要注意的第三个重要问题。核对资料和引文的工作做好了，确切性就得到了基本的保证。但是，在审读中还必须继续注意这个问题，首先是因为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图书如果存在常识性的事实错误，就比存在科学性错误更不应当。其二，核对资料和引文往往是助理编辑或见习编辑担任的，他们可能会由于一些局限性而遗留若干问题。其三，核对资料阶段着重在是否“查有实据”，其根据的可靠性一般还未完全经过验证。编辑在审读书稿的确切性时，主要不是再核对一次资料和引文，而是进一步验证其可靠性。为此，编辑应当学会善于鉴别、比较材料来源的可靠程度。一般地说，第一手的比第二手的可靠，正式文件比介绍、报道可靠，事态结束后的材料比事态进行中的材料可靠，机关团体的比个人的可靠，新材料比旧材料可靠。这方面的经验，应当注意积累。还应当注意报刊的“更正”和图书的“勘误”，避免以讹传讹。至于国外的资料，还应当研究其阶级的、社会的影响，仔细地剔除可能存在的同事实的背离。对于经典著作的引文，必须研究经典作家文字的原意和精神实质，它同本书稿引用意图是否一致，以避免断章取义、各取所需。在可能的范围内，最好引述经典作家完整的句子或段落。如果有所节略，更应仔细衡量。如果只是引用其基本语意，并非原有文字，就不应以引文的形式出现，要把引号去掉。
书稿内容的科学性问题，是各个门类、每部书稿在编辑过程中工作量最大的一项。各个门类书稿内容科学性的衡量标准，就是该门科学在当代已达到的水平。我们不可能离开它另立标准。如果中国大百科全书就是整个科学最高水平的表现，那么我们衡量书稿科学性的标准也许可以说就是整部百科全书。
我们可以这样说，书稿内容的科学性，是其思想性（政治性）、系统性和确切性的集中反映。政治思想性是正确的，有完整的合理的系统性，事实和论点确切可靠，书稿内容也会是合乎科学的。反之，在其他“三性”上存在问题，科学性上就会有问题。
我们还可以说，具体论述的科学性标准，除了科学发展现状中已被确定下来的基本结论，还可以是同这个结论相应的合理的演绎。所以，书稿的基本科学观点应当与有定评的权威性的结论相一致，或者是这个结论的“言之有理，持之有故”的引申。
对于书稿内容科学价值的估计，首先要求在科学性上是正确的，同时应当要求研究性的读物有一定的创见，知识性的读物有科学的（也就是比较完美的、有效的）写作方法、写作技巧。只承认学术性创见的科学价值，不承认知识性、普及性读物因有成功的写作方法而具有传播科学的价值，不承认它也是书稿内容的一种科学性，那是不全面的。同时，通俗读物也并非不可能具有科学创见，我国著名地理学家竺可桢写的《物候学》，既是物候研究方面的开拓性著作，又是一部富有实践价值的普及读物。回顾世界历史，许多在当初有划时代意义的伟大发明创造，今天已经是青少年所必备的知识了。这说明，普及和提高的界限只是相对的，普及本身也是一种提高。
对于书稿内容科学性的研究，最为复杂，也最需要慎重。从政策上说，它直接同繁荣科学文化的“双百”方针有关，需要正确掌握。它又是编辑素养中最薄弱的环节。即使是受过具体科学专业训练的编辑，由于工作接触面广，书稿的内容超出编辑知识和经验基础的事还是经常地大量存在的。我们必须不断学习，充实自己，尤其重要的是扩大自己的知识面。这似乎还谈不上提高我们衡量科学性的能力，实际上却未必尽然。目前我国专家的状况是一般分工过细，科学的发展却有综合和交叉的趋势。在某个较窄的科学领域内，我们固然也应力求“脱毛”过关，但是要使自己的水平胜于社外专家，在多数情况下是困难的，不可能的。由于科学发展的新趋势，由于各个领域知识的相互联系、相互渗透，专家们在超出他的专业领域外就不一定是专家，这种情况在作者写作一部书，尤其是一部大书时几乎是难以避免的。如果一个地理学家不懂得一些历史，一些考古知识，他的研究成果在科学性上仍有可能存在问题。比如太湖成因的泻湖说，似乎地理界早已
有定论，但是近期在湖区出土了新石器时代的文物，太湖成因的泻湖说以至原有的长江三角洲历史自然地理观念，都受到了巨大的冲击。又比如历史学家、历史地理学家断定湖北省境内长江北岸的大批湖泊群是史书上所谓“云梦泽”的遗迹，但是近年来据多孔钻探资料，并未发现任何湖相沉积，这至少说明湖区范围不像历代相传的那么广大。如果我们的编辑，不仅具有一门科学的专业修养，还兼有广博的基础知识，那么就可以扬我“博”之长来补作者“专”之短，获得了鉴别科学性的一种重要的发言权。也只有这样，书稿内容的科学性才能得到最大限度的保证。
对书稿作全面评价
我们审读书稿的内容和文字，是为了对书稿作出全面的评价，它一般体现为编辑所写的审稿意见。审读意见可详可略，但必须说明全貌和要点，认真写好。这种分析和评价，是判断书稿质量和出版价值的根据。书稿的质量是由书稿的实际情况所决定的，是一个客观存在，应当如实反映。书稿的出版价值固然要以书稿的质量为基础，但往往还要受到其他因素的制约。质量不好当然不具备出版价值，质量好的或基本好的是否能出版，还要具体研究。需要考虑的因素很多，比如政治因素（国内的和国际的），经济因素（虽然出版社不以盈利为惟一宗旨，但是一个时期里其投资总有一定限度），技术因素（比如印刷上是否有特殊要求而现实条件是否能满足它），书情因素（已有同类书、相近书的出版情况），社会因素（社会需要的迫切程度），编辑因素（编辑部人力、任务情况），等等。如果书稿基础尚好，但须修改，就还要考虑到作者修改的可能性，比如作者有无足够时间、足够资料以及足够的精力。只有以书稿质量为基础，对各种因素作综合的全面的考虑，稿件取舍的决定才是正确的。
十分重要的一点是，编辑要善于发现书稿的优点，并且保护、爱护作者的写作积极性。尤其不能抓住一点大做文章，全盘否定。正确的态度应当是与人为善，平等待人，相互商量。且不说强词夺理和盛气凌人，对某些作者只要有一处措词失当，也可能会引起打不完的笔墨官司。我们要意识到，同作者的交往体现着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退稿一定要有足够有力的理由，尽可能避免采用统一的格式信。一部书稿，除了那些粗制滥造、剽窃拼凑的外，总是作者辛勤劳动的结果，应当受到人们的尊重。1962年周扬同志曾在一个会上对编辑工作者说，作者是出版社的“衣食父母”，其寓意是很深的。特别是稿件寄到编辑部后被长久积压，就更应慎重处理。这可以说是编辑工作中的服务态度问题。
审读工作的结果并不都能表现为成品 图书，相当一部分的劳动将是“非生产性劳动”，其书稿将退回作者。对于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的关系，要很好处理。既不能只顾可发稿，把其他稿长期“打入冷宫”，又不能完全随波逐流，不分主次，常年作“无效劳动”。这里也有一个工作方法上的“弹钢琴”问题。在出版社稿挤的情况下，抓住若干可能采用的书稿审读加工，有些重要书稿若有难以判断和确定问题的，可先请有关机关或专家审查，有的提出修改意见请作者加工，不能采用的就当机立断退回作者。总之，一部分可发稿掌握在手头，若干部稿后备在柜中，同时有些稿在外审和作者手中修改。这样就既保证了发稿，又不使非发稿一概不进入编辑过程，编辑工作将变被动为主动，保证可发稿源源而至，不采用稿得到及时了结。这是最大限度利用编辑过程的时间因素，可以说是优选法在编辑过程中的具体运用，应当引起我们的重视和研究。
审读前要做好相应的准备工作，主要是：1）检查书稿，尤其要注意附件包括序、跋、目录、索引、插图等；2）调阅书稿的全部档案（来往信件、写作计划及其研讨记录等），了解书稿的写作过程；3）集中有关参考文献、资料和工具书，并作粗略的了解。准备工作做好了，审读工作就能遵循合理的方向进行，避免走弯路。
审读工作的基本内容是：核对资料和引文，对内容、结构和文字作全面分析，最后在这二者基础上对书稿作出全面评价。
核对资料和引文
这是审读工作的第一步，也是全部审读工作的基础。它常常由助理编辑或者见习编辑担任，但是不能低估这个工作的重要性，责任编辑应当关心、帮助并指导这项工作。
可以根据哪些参考资料来核对？主要从两个方面获得它的线索：一方面是依靠作者提供的情况，作者在拟订写作计划时应当同时告知主要资料来源，在交稿时更应作进一步说明；另一方面是从选题确定时起，编辑应当有意识地关心和了解有关资料的简况。关心国内外出版情况，掌握学术界研究动态，是做好核对资料工作的重要前提。
核对资料工作主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鉴别材料的拥有情况，一是判断材料的运用情况。鉴别书稿材料的拥有情况可以有三项指标：准确程度，即引用上或书写上有无错误；有效程度，因为材料也有新陈代谢；丰富程度，即与客观上的材料相比给出它的利用程度。
一般图书都是“史”与“论”相结合的，即是材料与观点相结合相统一的。因此，材料与观点的衔接和匹配，应当是一般图书的共同要求。有观点而无材料，就会显得言之无物，空洞虚无；有材料而无观点，又可能只是现象罗列。当然，更不应有材料与观点之间的矛盾和冲突。
书稿篇幅大，参考资料面广，核对工作的做法和要求应当因稿而异。比如，以“论”为主的书稿，核对资料的工作量相对较少，可以尽可能逐一核对。对于以材料为主的书稿，往往难以一一核对，就应当有所选择，至少在开始时要有选择、有重点地进行。什么是可供选择的重点呢？它应是书稿材料的基本和主要的部分。所谓基本的部分，可以是书稿重要观点、重要特点的依据和基础。比如一本中国自然地理，它的新贡献可能在于其自然地理区划的独创性，其他材料则可能属于一般性的，比较次要的；一本中国历史，它的新贡献可能在于中国社会历史的分期，其他材料则可能属于一般性的，比较次要的。对这些重要方面的材料的核对，涉及到书稿质量的根本和全局，我们必须抓住不放。所谓主要的部分，可以是那些枝节性、派生性材料和论述的基础。这方面的主从关系无疑是十分多样、十分复杂的，但是书稿中的总论对于分论，综合对于分析，原因对于结果，一般表现为更具基本的性质，是可供选择的重点所在。我们提出对于一部分书稿可以有选择地重点核对资料，并不是为了限定核对资料的范围，更不是单纯为了减少核对资料的工作量，而是为了合理地使用总是有限的编辑力量，确保那些关键的、关系重大的核对工作能够高质量地进行。要求书稿的每个材料都要核查出它的确切出处，既是过于苛刻的，又是缺少实际意义的。在实际工作中，对于一些常见习闻的事实，依据编辑常识来判断，或者对于一些虽非常见习闻却无关宏旨的事实，由于有证据证明作者写作态度比较严谨，采取“相信作者”的态度而不予核对，也是很平常的。我们所以要核对书稿的材料，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出于对作者的不信任。我们对作者如果不信任，捧起书稿，如临大敌，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编辑工作恐怕就无从下手，无法进行了。但是，我们又不能盲目信任作者，须知智者千虑也难免一失，所以核对资料工作不可缺少。
关于书稿材料运用情况的判断，主要是要弄清是直接引用还是间接引用。某些调查、考察和实验的数据和情况，是可以广泛引用的。如果比较集中地引用，应当注明出处。叙述文字的引用则不同，一般应当避免直接地简单地搬用。如果整段、整节直接引用，又未经原作者同意，就将侵害他人的著作权。这种事例过去有过，现在也还有不少，应当密切注意。书稿中材料的运用情况，会反映出作者的写作态度和贡献大小，这是衡量书稿质量和出版价值的重要标准之一。核对资料工作的重要性，也就在于对书稿作了第一次筛选。
核对资料工作通常要在对书稿通读一遍以后进行，因为经过通读才可以确定核对工作的广度、深度和重点。编辑部主动组写的稿件，由于具有较大的出版可能性，核对资料工作可以循序而进。对于情况不明的自投稿，核对工作必须先通过“抽样调查”，再确定有无必要全面地核对。如果重点抽查中发现资料运用上有不可弥补的重大缺陷，一般就没有必要作全面核对，甚至也不必对内容和文字作过多的研究和分析，可以直接作出退稿处理的判断了。这样就可以大大缩短整个审读过程。
核对资料时还要注意保守党和国家的机密。公开发行的图书，不能引用内部文件、内部材料（包括不出口的地方报纸）或其他非正式出版物。有些材料是否可以公开，没有把握时应当记录下来，通过请示报告来解决。
引文也是需要仔细核对的。这指的是编辑部主动组写的书稿和经过通读认为值得进一步考虑的自投稿。引文有两类，一类是一般引文，包括古今中外的一般著述，一类是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作者所据的版本有时不一定是善本，核对时可以由作者提示的版本检索到善本的文字。经典著作的引文必须根据最可靠的和最新的版本核对。引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邓小平著作中的文字，凡已收入选集的应以最新版选集为准，选集未收的才可以按全集（全集未收的则按单行本）的文字校正。
核对引文时不仅要勘正文字、出处（版本、卷次、页码等），还应当注意所引是否必要、是否适宜。任何性质的书稿，都不能以引文来代替作者自己的叙述，否则就只能是对他人著作的汇编。
引用经典著作的文字，更要持严肃态度。经典著作中某些一般性的叙述，比如《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第一章第一节中关于我国地理情况的一般叙述，如果被作为中国地理知识来引用，就不大恰当。它并非毛主席自作，仅是经过他修改。马克思的著作，前期和后期之间有着继承和发展，引述时要加以注意。核对经典著作的引文，要逐字、逐句进行，标点符号这些细节也不应放过。引用者如果要在某些引文下加着重点，必须注明为引者所加，以示区别。还必须注意，马克思的著作中有恩格斯的增补，以及引有一般作家甚至论敌的文字，凡此种种，都要特别留意，以免张冠李戴，铸成大错。
对内容、结构和文字作全面分析
这是审读工作最重要的方面。从积极方面说，通过审读应当发现书稿的一切可取之处。从消极方面说，通过审读应当发现书稿的一切问题。这两方面的情况综合起来，就是衡量书稿出版价值的实际基础。但是，实际工作中，要完全做到这一点是困难的，有时也是不必要的。在审读阶段，我们着重注意和发现书稿的主要优点和缺点，只是在加工阶段，才对决定采用的书稿的文字，逐字逐句地琢磨和加工，消灭一切可能存在的错误和缺陷。所以审读工作也有一个抓重点的问题。一般来说，在审读阶段，要着重注意书稿在四个方面的情况，它们是书稿的政治性、系统性、确切性和科学性。
书稿的政治性是审读中必须注意的首要问题。即使是知识性的或科学性的作品，也是这样。它一般可以从三个方面入手。
第一个方面是书稿政治思想观点上的正确性和政治思想教育意义。书稿内容的政治思想观点正确，是最基本的要求。由于图书的门类不同，它们的具体要求又有所不同。一般说来，这方面的要求，社会科学作品要严于自然科学、技术科学作品，政治类作品又要严于一般社会科学作品，时事政治类作品又要严于一般政治类作品。从另一方面说，通俗性的、普及性的作品要严于学术性的作品，工具性的作品要严于通俗性、普及性的作品，教科书又要严于工具书。
政治思想观点正确的标准有两条：一条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一条是实践，但是归根到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一贯强调倡导的基本指导思想，它是完全正确的。我们在鉴别书稿的政治思想观点时，固然应当同马列主义创始人的具体教导相对照，但是不能以此为限，还应当从根本上以马列主义基本原理来衡量，而且明确地认识到坚持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和坚持实践检验的一致性。不要说是许多科学问题，就是许多社会问题，也是不能从马列主义创始人的著作中找到现成答案的。我们必须按照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来科学地正确地鉴别书稿的政治思想观点。
科学技术本身是没有阶级性的，科技类图书如果正确地反映了它的研究对象，并为实践所证实，应当说已经具有了基本的政治质量，在政治思想上是正确的。自然科学类图书，从客观上来说，其政治思想观点存在问题的可能性按理说比较不大，但是实际上有时并不如此。这是有些作者在写作时往往过分强调“联系实际”，如社会制度、政治、意识形态等上层建筑的作用，于是超出了本学科的范围而造成的。这就是说，自然科学类图书中的政治问题大量地是非自然科学的。还有，我们不应当任意把科学问题拔高为哲学问题，世界观问题，以至立场问题等等。这种做法，貌似原则性强，政治性强，实则离开了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
政治思想观点正确了，还要进一步看看政治思想方面的教育意义。社会主义的出版物应当在传播知识的同时，承担建设精神文明（道德、情操、觉悟等等）的任务，特别是中级和初级的读物。社会科学类图书是进行爱国主义、社会主义和国际主义教育的重要阵地，我们必须重视占领好这个阵地。这种教育作用应当通过学科本身的内容来体现，并不是都要写成思想修养读物。这就要求我们做一个建设精神文明的有心人，善于发现那些可能具有重大思想教育意义的素材，并善于从学科内容自身引申出思想教育的作用。那种以就事论事为名，行忽视思想教育之实的做法，对建设精神文明是不利的。
书稿政治性问题的第二个方面是倾向性问题。没有政治倾向性的作品几乎是不存在的。社会政治、社会历史类的图书有十分鲜明的政治立场。比如介绍国家、地区现实情况的书稿，它对自然的赞美和抱怨，对经济的夸耀和奚落，对风土人情的歌颂和暴露，往往也反映出对民族、对国家的褒贬。在这方面，明确提到赞扬什么、鞭挞什么，我们是容易判别的。困难之处在于全节、全章以至全稿的倾向性，比较不易发现，比较易被放过。西方作者写的亚、非、拉地理书，往往说当地自然条件如何严酷，原来怎样落后，他们管理以后又有什么样的发展，把很多科学的、技术的、经济的、社会的材料按照这类脉络组织起来，采取的方法也是所谓“让事实说话”。这说明，政治倾向性问题还会表现在对材料的取舍和详略上，以至在内容层次的逻辑结构上。还有，我国社会科学类、政治类的书稿，除了内容要有正确的政治倾向性外，还要考虑同我国当前社会的现实政治倾向性的关系，不能唱反调。
书稿内容政治性问题的第三个方面是必须符合党和国家的各项政策法令，这是各类书稿都要注意的大问题。
保密问题是一大难题，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并不是报刊公开发表过的就一概不保密了，其原因是图书把材料集中起来，系统化了。这方面最好的办法，是在拿不准时就送有关机关审查，丝毫马虎不得。
边界问题是另一大问题，不仅我国同邻国的边界要注意，每个大陆、每个洲都有不少国家间有边界问题。边界问题大量地存在于地图上，地图的审查和处理就十分紧要。地图出版社受外交部等委托，编有《业务通报》，专门反映这方面的情况和意见。我们除了按最新出版的地图核对外，应当勤查《业务通报》，完全凭记忆是不行的。碰到疑难问题时，为了慎重起见，最好送请外交部审查，虽然外交部不可能承担很大的审查工作量。我们在绘制地图时，首先要严格按照新版地图，为了做到这一点，对现行地图作一定的了解很有必要。比如，一切我国的全国地图（包括海南省全图）均须附南海诸岛，注意我国的陆界上哪些是已定界，哪些是未定界。界河上国界线的画法有国际惯例，即依次画在界河的两侧，至于哪一段画在我国境内，哪一段画在邻国境内，要严格按照新版地图的画法，因为会涉及界河中沙洲、岛屿的领属关系。南海诸岛周围的袋形未定界，画几段，分别画在什么地方，也不能有错。还有一类可以说是间接的边界问题，也要十分警觉。比如有一篇我国作者写的稿子，介绍、推荐日本新出版的一本地图集，它在资料上、制图学上都有特色，似乎纯属地图学、制图学的科学问题。但是后来把
原图一查，原来把钓鱼岛画在日本国界线内，这样的地图集，不论科学价值多大，我们是不能笼统地向我国读者推荐的。
对外政策、涉外问题也至关重要。我们一定要熟悉我国的对外政策，包括从根本的原则到具体的口径和分寸，不能自作主张。这方面的问题不是可以在图书上“争鸣”的。即使是中国革命的世界意义这样一般性的问题，外国人可以讲的并不是我国作者都可以津津乐道的。三个世界的理论，我国的世界战略考虑，应当本着建立反对霸权主义的最广泛的国际统一战线的总原则来处理。
其他政策如民族政策、宗教政策等等，也都要一一注意。
我们的作者本来大都是做学问的人，他们的心理状态是，我们是在做学问，搞学术研究，所以想怎样讲就可以怎样讲，实际上却是超出了他那个学科的范围，而进入现实政治的领域了。现实政治瞬息万变，即使你花了很大的力气在学术研究中谨慎地探讨某国科学和政治的关系，人家一政变、一改选，你的学术研究就可能是“明日黄花”。所以，一般来说，科学著作不必要联系现实政治。我们也不应当强求作者那样做。
书稿内容的系统性问题，是审读工作中要注意的第二个重要问题。我们说话，写文章，都要有一定的顺序、条理，所谓“顺理成章”，这就是系统性。封建时代把系统性绝对化、固定化、程式化，“启承转合”，演变成为“八股文”，这是我们所反对的。但是我们赞成并且提倡书稿必要的系统性。一本书，少则几万字，多则十几万、几十万字，不讲系统性是不行的。它有两个方面：形式上的系统性和内容上的系统性。形式上的系统性，或者文字上的系统性，主要是句子内部、句子之间，以至各段落间的系统性。这方面有很大部分属于语法、修辞的范围，要在编辑加工过程中一一处理。但是在审读过程中，对此要有一个基本的了解和估计。有些问题虽然也属于文字问题，但已涉及内容实质，审读时就必须注意。比如有的语句，孤立来看没有多大问题，结合上下文来读则显得不顺气，含有许多语病。它们比较多地表现为因果关系表达上有欠缺，比如因果脱漏（有因无果或有果无因），因果不明，因果混乱，因果重叠，等等。因果脱漏的发生，常常是由于在一个因果关系中插入其他有关事项的叙述，原有的因果关系被疏远，被相隔到了近乎脱漏的地步。因果不明常常是由于无主语句，省略主语不合汉语习惯，或者是由于代词的借代关系不明确（比如是借代上一句的某个插入成分）。因果混乱常常是由于复杂的互为因果的因果关系处理上缺乏条理，所谓“眉毛胡子一把抓”。因果重叠则常常是由于把复杂的因果关系不适当地简化为若干单一的因果关系，以致造成特称判断中出现一因数果或一果数因的自相矛盾。因果关系上出问题，常常同作者比较简单地处理和拼凑参考材料有关，即没有把各家的叙述有机地融合在一起。书稿中常出现的“拦路虎”，读到这里就卡住，所谓不堪卒读，就是这个缘故。
句子的长短也影响叙述上的系统性。在著作稿中，过于复杂的长句容易使叙述层次不清。过短的句子，除了某些诗作，又会使叙述显得松弛，使内容破碎零落。这些都要仔细体味和斟酌。适宜的句子结构还要根据书稿的不同性质。中级以上的读物可以适当包含一些较长的句子，初级读物应以较短的句型为宜，过长的在编辑加工时要把它分解开来。分段是否适宜也是一个重要问题。一个完整的意思表达完了，需要一个间歇，所以要断句。待到一层完整的意思表达完了，需要一个较大的间歇，才要分段。分段更要从上下文来考虑，究竟应当把哪些有密切相关的句子组合成一段，实际工作中，往往还要从整章整节的内容来考虑，即本章本节的内容大体有几大部分，每一部分各有几层意思，然后按照层次的范围考虑分段是否合宜。应当力求每个层次（即段落）内涵的“厚度”大体相当（不一定就是字数），不要畸轻畸重，厚此薄彼，以致一部书稿或一章中有相差悬殊的分段标准。断句适宜，分段合理，一篇文章或一部书稿，读起来就条理清楚，层次分明，从形式上保证了表达思想、传授知识的目的的实现。这方面的问题虽然要在编辑加工中具体全面地处理，但是它们已关系到内容本身。为了理清混乱的叙述的头绪，往往要用较多的时间琢磨，甚至要参考一些有关材料，所以不能全部放在编辑加工阶段来进行。何况书稿叙述的头绪还没有理清，审读工作的目的又怎能达到。
书稿的系统性，更重要的是内容的系统性。它和写作方法、写作技巧有关，没有一定的程式。但是，不论是何种写作方法，何种表现手法，都要力求自成一体。这就是我们要研究的书稿内容的系统性问题。
除文学创作外，其他图书就其写作方法来说可以大体分为两大类：研究性的读物和说明（描述）性的读物。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里说过：“在形式上，叙述方法必须与研究方法不同。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这点一旦做到，材料的生命一旦观念地反映出来，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就好像是一个先验的结构了。”看来，书稿的实际写作方法大体也是这样。说明性的、描述性的书稿（一般知识性的都可以算作这一类）的写作，可以说是特定对象的一种“先验的结构”，一种对于材料的“观念地反映”；而研究性书稿的写作，一般是在充分材料的基础上着重推导，也就是“分析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最后呈现它的某个结果和结论。文学作品中有倒叙、插叙以及所谓“意识流”等等手法，它们可以改变作品平铺直叙、千篇一律的状况，加强艺术的感染力。但是在一般图书中，不论是研究性的还是知识性的，这种打断、打乱事物及知识固有序列和体系的做法，有相当的局限性，只能在基本保持这种序列和体系的前提下适当地有限地运用。即使是科普性的知识读物，如果它要普及的知识是系统的，不是零碎的，是互相联系的，不是互相独立的，也不能完全例外。因为图书是一种教育手段，知识性图书的写作主要应当符合教育学的原则。有两个教育学原则是知识性图书写作上应当特别注意的，即（受教育者）可接受性原则和积极思维原则。可接受性原则限定了所传授的知识的起点和“厚度”（知识的广度和深度），限定了所传授的知识序列的每个环节的起点和“厚度”，而不同读者对于不同知识其可接受性又有所不同。我们应当讲求写作方法来适应这种可接受程度。积极思维原则要求书稿的叙述方法贵在激起读者思维活动的“共振”，而要排斥那些代为咀嚼的幼儿喂食法；要使知识循着阶梯“登堂入室”，而不是在知识的起点循环、徘徊。所以，从一定意义上说，书稿内容的体系，应当是一定的可接受性和积极思维的统一。在实际工作中，经常能够看到不能很好统一这两个原则的书稿。它们的内容或者缺乏逻辑性，使读者难于理解和接受；或者叙述扩展不开，一再重述一些基础和前提，泛泛的引出子犹如汪洋大海。一般知识读物或普及读物，则往往不能深入浅出，不是浅入浅出，就是深入深出。
书稿内容的系统性，最值得研究的也是最重要的是全稿的系统性。一般图书都由若干章节组成，各个章节在全稿的逻辑系统中都居一定地位。这种逻辑系统是否合理，往往不能一眼就看出来。有时，一章一节的结构，从该章该节来看是合理的，在更广的范围内以至全稿来看，却未必完全合理。我们在审读书稿时，要提倡做审读摘记，逐一记录每段、每个层次以至每节、每章的主题和体裁。它们是远比写作计划具体和充实的全稿的脉络，可以成为研究全稿内容系统性的重要依据。即使不作摘记，只对每段或数段依次注明所讲内容，类似一系列的小标题，也使我们在脑海中容易形成全稿的概貌、格局，它“造型”上有无问题，何处需作修剪，何处需加衬托，何处应当调整，就不难涌现在我们的眼帘。
全稿内容的系统性问题，较常发生的有章节之间衔接不佳（脱节或交叉），全稿或某部分内容轻重失当、倒置或不鲜明，各篇章层次不合理，分述没有必要的基础或出发点，展开后又未适当地收拢来。凡此种种，都影响全稿上下贯通，前呼后应，不能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各个学科的知识都固有一定的序列，这个问题就更多地要从科学性的角度来研究了。
书稿内容必须可靠、准确，这就是书稿内容的确切性，它是审读工作中要注意的第三个重要问题。核对资料和引文的工作做好了，确切性就得到了基本的保证。但是，在审读中还必须继续注意这个问题，首先是因为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图书如果存在常识性的事实错误，就比存在科学性错误更不应当。其二，核对资料和引文往往是助理编辑或见习编辑担任的，他们可能会由于一些局限性而遗留若干问题。其三，核对资料阶段着重在是否“查有实据”，其根据的可靠性一般还未完全经过验证。编辑在审读书稿的确切性时，主要不是再核对一次资料和引文，而是进一步验证其可靠性。为此，编辑应当学会善于鉴别、比较材料来源的可靠程度。一般地说，第一手的比第二手的可靠，正式文件比介绍、报道可靠，事态结束后的材料比事态进行中的材料可靠，机关团体的比个人的可靠，新材料比旧材料可靠。这方面的经验，应当注意积累。还应当注意报刊的“更正”和图书的“勘误”，避免以讹传讹。至于国外的资料，还应当研究其阶级的、社会的影响，仔细地剔除可能存在的同事实的背离。对于经典著作的引文，必须研究经典作家文字的原意和精神实质，它同本书稿引用意图是否一致，以避免断章取义、各取所需。在可能的范围内，最好引述经典作家完整的句子或段落。如果有所节略，更应仔细衡量。如果只是引用其基本语意，并非原有文字，就不应以引文的形式出现，要把引号去掉。
书稿内容的科学性问题，是各个门类、每部书稿在编辑过程中工作量最大的一项。各个门类书稿内容科学性的衡量标准，就是该门科学在当代已达到的水平。我们不可能离开它另立标准。如果中国大百科全书就是整个科学最高水平的表现，那么我们衡量书稿科学性的标准也许可以说就是整部百科全书。
我们可以这样说，书稿内容的科学性，是其思想性（政治性）、系统性和确切性的集中反映。政治思想性是正确的，有完整的合理的系统性，事实和论点确切可靠，书稿内容也会是合乎科学的。反之，在其他“三性”上存在问题，科学性上就会有问题。
我们还可以说，具体论述的科学性标准，除了科学发展现状中已被确定下来的基本结论，还可以是同这个结论相应的合理的演绎。所以，书稿的基本科学观点应当与有定评的权威性的结论相一致，或者是这个结论的“言之有理，持之有故”的引申。
对于书稿内容科学价值的估计，首先要求在科学性上是正确的，同时应当要求研究性的读物有一定的创见，知识性的读物有科学的（也就是比较完美的、有效的）写作方法、写作技巧。只承认学术性创见的科学价值，不承认知识性、普及性读物因有成功的写作方法而具有传播科学的价值，不承认它也是书稿内容的一种科学性，那是不全面的。同时，通俗读物也并非不可能具有科学创见，我国著名地理学家竺可桢写的《物候学》，既是物候研究方面的开拓性著作，又是一部富有实践价值的普及读物。回顾世界历史，许多在当初有划时代意义的伟大发明创造，今天已经是青少年所必备的知识了。这说明，普及和提高的界限只是相对的，普及本身也是一种提高。
对于书稿内容科学性的研究，最为复杂，也最需要慎重。从政策上说，它直接同繁荣科学文化的“双百”方针有关，需要正确掌握。它又是编辑素养中最薄弱的环节。即使是受过具体科学专业训练的编辑，由于工作接触面广，书稿的内容超出编辑知识和经验基础的事还是经常地大量存在的。我们必须不断学习，充实自己，尤其重要的是扩大自己的知识面。这似乎还谈不上提高我们衡量科学性的能力，实际上却未必尽然。目前我国专家的状况是一般分工过细，科学的发展却有综合和交叉的趋势。在某个较窄的科学领域内，我们固然也应力求“脱毛”过关，但是要使自己的水平胜于社外专家，在多数情况下是困难的，不可能的。由于科学发展的新趋势，由于各个领域知识的相互联系、相互渗透，专家们在超出他的专业领域外就不一定是专家，这种情况在作者写作一部书，尤其是一部大书时几乎是难以避免的。如果一个地理学家不懂得一些历史，一些考古知识，他的研究成果在科学性上仍有可能存在问题。比如太湖成因的泻湖说，似乎地理界早已
有定论，但是近期在湖区出土了新石器时代的文物，太湖成因的泻湖说以至原有的长江三角洲历史自然地理观念，都受到了巨大的冲击。又比如历史学家、历史地理学家断定湖北省境内长江北岸的大批湖泊群是史书上所谓“云梦泽”的遗迹，但是近年来据多孔钻探资料，并未发现任何湖相沉积，这至少说明湖区范围不像历代相传的那么广大。如果我们的编辑，不仅具有一门科学的专业修养，还兼有广博的基础知识，那么就可以扬我“博”之长来补作者“专”之短，获得了鉴别科学性的一种重要的发言权。也只有这样，书稿内容的科学性才能得到最大限度的保证。
对书稿作全面评价
我们审读书稿的内容和文字，是为了对书稿作出全面的评价，它一般体现为编辑所写的审稿意见。审读意见可详可略，但必须说明全貌和要点，认真写好。这种分析和评价，是判断书稿质量和出版价值的根据。书稿的质量是由书稿的实际情况所决定的，是一个客观存在，应当如实反映。书稿的出版价值固然要以书稿的质量为基础，但往往还要受到其他因素的制约。质量不好当然不具备出版价值，质量好的或基本好的是否能出版，还要具体研究。需要考虑的因素很多，比如政治因素（国内的和国际的），经济因素（虽然出版社不以盈利为惟一宗旨，但是一个时期里其投资总有一定限度），技术因素（比如印刷上是否有特殊要求而现实条件是否能满足它），书情因素（已有同类书、相近书的出版情况），社会因素（社会需要的迫切程度），编辑因素（编辑部人力、任务情况），等等。如果书稿基础尚好，但须修改，就还要考虑到作者修改的可能性，比如作者有无足够时间、足够资料以及足够的精力。只有以书稿质量为基础，对各种因素作综合的全面的考虑，稿件取舍的决定才是正确的。
十分重要的一点是，编辑要善于发现书稿的优点，并且保护、爱护作者的写作积极性。尤其不能抓住一点大做文章，全盘否定。正确的态度应当是与人为善，平等待人，相互商量。且不说强词夺理和盛气凌人，对某些作者只要有一处措词失当，也可能会引起打不完的笔墨官司。我们要意识到，同作者的交往体现着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退稿一定要有足够有力的理由，尽可能避免采用统一的格式信。一部书稿，除了那些粗制滥造、剽窃拼凑的外，总是作者辛勤劳动的结果，应当受到人们的尊重。1962年周扬同志曾在一个会上对编辑工作者说，作者是出版社的“衣食父母”，其寓意是很深的。特别是稿件寄到编辑部后被长久积压，就更应慎重处理。这可以说是编辑工作中的服务态度问题。
审读工作的结果并不都能表现为成品 图书，相当一部分的劳动将是“非生产性劳动”，其书稿将退回作者。对于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的关系，要很好处理。既不能只顾可发稿，把其他稿长期“打入冷宫”，又不能完全随波逐流，不分主次，常年作“无效劳动”。这里也有一个工作方法上的“弹钢琴”问题。在出版社稿挤的情况下，抓住若干可能采用的书稿审读加工，有些重要书稿若有难以判断和确定问题的，可先请有关机关或专家审查，有的提出修改意见请作者加工，不能采用的就当机立断退回作者。总之，一部分可发稿掌握在手头，若干部稿后备在柜中，同时有些稿在外审和作者手中修改。这样就既保证了发稿，又不使非发稿一概不进入编辑过程，编辑工作将变被动为主动，保证可发稿源源而至，不采用稿得到及时了结。这是最大限度利用编辑过程的时间因素，可以说是优选法在编辑过程中的具体运用，应当引起我们的重视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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